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熊育群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和情感进行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限制，将人物置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收获》杂志副主编、《钟南山：苍生在上》责编钟红明和作家熊育群做了一次对谈。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希望我来写钟南山，我自己也有写作的冲动。于是，通过钟南山的助理得到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了钟南山过往的大量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都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就是 ——“时间与空间”“泪水”“挫折”“敢医敢言”“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

钟红明：现在有些人避用“报告文学”而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摘编自《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文汇报》2020年5月13日）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材料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材料二：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材料三：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5G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4.0”过渡的基础设施。（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阻力“工业革命4.0”》.《参考消息》2020年6月6日）下列对新基建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为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